与基因为伴的45年征程——为了更精准的SMA诊断

2000年，就职于首都儿科研究所的宋昉，接到了一个特别的电话。

那是一所兄弟医院的同行打来的电话，对方询问道：“首儿所做不做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基因诊断，希望你们想办法开展起来，基因诊断对于婴幼儿期发病的小患儿确诊特别重要。”

脊髓性肌萎缩症（简称SMA）是一种多发于婴幼儿时期的运动神经元性罕见病，具有高致亡性和高致残性，会导致患者全身性的肌无力和肌萎缩，难以实现翻身、竖头、爬、坐等基本运动功能。随着病情发展，患者会逐渐丧失已获得的运动功能。重症患者呼吸、吞咽受累后生命会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全球范围内，SMA尚无任何对因治疗手段。国内停留在疾病诊断的阶段，精准诊断对患者及家庭未来的生活规划至关重要。长期以来，医生只能凭借临床经验，结合肌电图或肌活检等有创检查，来对这一疾病进行临床诊断。因而，早期SMA的误诊或漏诊时有发生。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医学遗传学和临床医学的快速发展，1995年SMA致病基因被定位，使在基因层面诊断SMA成为了可能。

多年从事各类遗传病诊断的宋昉敏锐地意识到，SMA的基因诊断，是临床所需、患者所盼的事情，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开展临床服务的一个方向。

宋昉1981年大学毕业后，入职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现首都儿科研究所）。当时，正值我国医学界提出“发展儿童健康，降低出生缺陷”的理念之际，首儿所为此成立了遗传研究室，研究遗传病和出生缺陷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宋昉入职即参与了遗传研究室的组建工作，是最早的成员之一。

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临床医学的重点仍集中在重大疾病、传染性疾病等对健康影响广泛的领域里。临床遗传学刚刚起步，主要的研究手段集中在细胞遗传学和生化遗传学，分子遗传学仅在研究机构里零星开展。首儿所遗传研究室是儿童遗传病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在基础条件匮乏的的情况下，宋昉与同事们依然进行了多方位的工作，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团队开展了新生儿先天性畸形的病因学研究、遗传代谢病筛查、染色体综合征诊断等工作，率先发现并报道了多种当时在国内认知极低的先天性综合征，如脆性X综合征、德朗热综合征（De-Lange综合征）、皮肤骨膜肥厚症等。1987年，他们在《中华儿科杂志》上报道了我国第一例枫糖尿症，为这种罕见的氨基酸代谢病留下了最早的诊断记录。

这些疾病，在今天看来或许是遗传学诊断的“常规”，但在那个许多疾病连医生都闻所未闻的年代，每一次确诊，都是拨开一层迷雾，为一个家庭终结漫长而艰难的求诊之旅。这些工作也为中国儿童遗传病图谱的完善，添上了一块重要的拼图。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医学遗传学研究有许多的空白等待着研究者们去努力填补。宋昉认为：“我身处国家级儿童医疗机构，能加入到我们国家最早的医学遗传学研究行列，研究最难研究的疾病，是具有挑战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随着越来越多的遗传病不断被识别和诊断，年轻的宋昉内心越来越坚定：这就是自己热爱的事业。她喜欢医学，特别是医学研究。在她看来，医学研究者通过解决医学难题来帮助患者和家庭，是需要责任感和有社会价值的一份事业。

在日复一日的科研工作当中，也有人对宋昉的选择表达过不解：“基础研究不容易出成绩，遗传病即使诊断了也几乎没有干预的医疗手段，为什么要选择深耕这样一个‘冷板凳’专业？”

宋昉没有特意地想过“为什么”。她只知道医学研究上有那么多留存的问题需要去解决，现实中有那么多的家长因为孩子无法确诊疾病而四处奔波，为了探求医学奥秘，也为了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病人，宋昉不问名利，潜心科研，不断地探索着发病机制，也在不断地寻求着更好的诊断手段。

宋昉硕士研究生阶段师从我国基因诊断的先驱之一——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吴冠芸教授，学习了关于遗传病的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实验技能。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她在首儿所着手建立了我国儿童医院中最早的基因诊断实验室，开展了多种单基因遗传病的基因诊断，如苯丙酮尿症、Angelman综合征、Prader-Willi综合征、β-地中海贫血、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等等。而当宋昉接起那个求助电话的时候，她明白，帮助SMA这样一种严重遗传病群体，解决临床需要的基因诊断，自己责无旁贷。

很快，她带领团队进行了全面调研。人群中1/40~1/50的携带率，表明了SMA是一种相对常见的罕见病。那个年代没有药物，缺少疾病管理，导致大部分1型患儿在2岁前死亡，疾病带来的多种并发症及造成的严重残障，使得SMA这个疾病群体是那样地不容忽视。宋昉带领团队筹备和预实验了三个月，就成功进行了第一例SMA基因检测。首儿所成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能够进行SMA基因诊断的医疗机构之一。

这在SMA确诊上是一个质的飞跃。这意味着家长不需要再在茫然无措中四处奔波，意味着患者不需要再经受肌活检的创伤和痛苦，意味着医生在遇到难以甄别的病患时能够寻找到更加确定的答案。2000年起，约95%的SMA患者能够得到无创的精准基因诊断，这使他们的疾病和生活管理有了更明确的方向，也能够帮助他们的家庭更科学地制定后续的生育计划。至今为止，经首儿所确诊的SMA病例已达数千例。

1995年SMA致病基因-运动神经元存活基因1（SMN1）定位克隆后，基于PCR平台的限制性内切酶酶切技术(RFLP)很快就应用于SMA基因诊断。从此，基因诊断作为一种特异性且无创的检测技术成为SMA临床诊断的主要依据。

宋昉团队最初在2000年使用的就是PCR-RFLP技术，能够方便快捷地诊断出约95%SMN1纯合缺失的患者。但是，由于该技术是定性检测，无法分析杂合缺失伴有点突变的患者，使得约5%的SMA家庭仍然因无法确诊而迷茫徘徊。在应用PCR-RFLP技术过程中，尽管宋昉发现了一些患者的实验结果提示杂合缺失，但必须使用定量分析技术才能确定。于是，宋昉接下来的课题就是寻找更适宜的基因检测技术服务于每一个患者，使其获得精准诊断。

SMA的基因诊断，要点在于检测出SMN1基因的致病性变异，这类变异包括纯合缺失、杂合缺失、碱基变异（点突变）、结构变异等多种情况。只有SMN1双等位基因失去正常功能，患者才可以被确诊为SMA。而人体中有一个与SMN1基因高度同源的修饰基因SMN2，它的存在对于准确识别SMN1基因突变造成了很大干扰。同时，SMN2基因的拷贝数因为直接影响着SMA患者病情的轻重，能够帮助医生和患者更好地认识疾病，进行管理，从临床角度也有必要进行检测。

2002年-2016年，宋昉团队将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技术和多重连接探针扩增(MLPA)技术先后应用于SMN1和SMN2拷贝数的定量检测。定量分析技术除了诊断SMN1纯合缺失的患者，还能准确检测出杂合缺失的个体。为了证实杂合缺失的患者是否还发生了点突变，宋昉团队随后又建立了LR-PCR结合巢式PCR技术以及RT-克隆测序技术用以靶向检测SMN1的碱基变异。至此，应用两类技术分步检测，使剩余的约5%的SMN1复合杂合突变的患者终于确诊为SMA。该项基因诊断的技术路线成功实施后，宋昉团队回访了早期的疑似病例，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下，使这些早期困惑的病例都获得了明确诊断。2016年宋昉团队在国际期刊（The Journal of Molecular Diagnostics）发表了第一篇中国SMA队列的突变图谱“Mutation Spectrum of the Survival of Motor Neuron 1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Variants in Chinese Spinal Muscular Atrophy”，为开展SMA基因诊断、产前诊断以及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同时，定量基因分析技术还促进了SMA表型的相关研究。在获知患儿SMN2拷贝数的情况下，医生能够更好地预测病程的发展，给出建议，科学管理。诊断报告上，除了“SMA”这个结论，开始出现“SMN1纯合缺失，SMN2拷贝数为2”这样的描述。宋昉感到，基因诊断正在从冰冷的“结论”，向更有温度的“评估”靠近。

在基因技术飞速发展的时间里，SMA群体也在努力地抱团取暖，互助自救。2016年，美儿SMA关爱中心（以下简称美儿中心）成立，成立伊始，以联合发起人马斌为桥梁，美儿与首儿所建立了多方位的沟通和交流。收集全国SMA患者信息，建立中国SMA患者数据库，解决未确诊疑难病例，是双方都想要做的事。

同年，宋昉参加了由北京协和医院张抒扬院长牵头的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专项“罕见病临床队列研究”，负责其中的SMA注册登记研究，在国家罕见病注册登记平台建立了我国第一个SMA注册登记数据库。这是我国第一次将罕见病研究列入重大专项项目，为的是了解我国罕见病的基本情况和流行趋势，为后续罕见病诊疗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完成数据库的建立和登记，是一项科学任务，宋昉协调和组织了首儿所多学科团队进行患者登记、评估、随访和基因检测。这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回顾性收集患者大量的疾病信息、医学记录并长期随访。对此，美儿中心和全国的病友家庭，给予了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支持。例如：在美儿中心的支持和组织下，首儿所多学科团队于2018年5月和10月分别前往西安和济南两地与SMA家庭互动，开展科普讲座，答疑解惑，登记注册。正是美儿中心与首儿所并肩合作，以及全国SMA病友的支持和信任让这项国家项目得以顺利开展。从此以后，中国SMA患者的特征与各项信息，逐渐得以清晰呈现。并为后续SMA治疗药物-诺西那生顺利进入中国上市提供了宝贵数据。

也是在2016年，美儿中心筹备主办第一届中国SMA大会，邀请宋昉参加，宋昉欣然应邀参会。那不是她首次直接接触SMA群体。事实上在多年的实际工作当中，她与许许多多SMA家庭和患者有过直接的交流。大多数时候，她看到的是痛苦、无助和失望，大家都在讨论病情，寻求慰藉。但在SMA大会上，她看到的SMA患者具有那样独特而又坚强的主体性。他们因疾病聚集在一起，却展现出疾病之外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他们的身体被困在轮椅上，思维却通过种种方式延伸和生长，影响着客观世界。宋昉深受触动。

正是这种触动，让宋昉对SMA的病友们怀有愈加深厚的情感，心存敬意。2018年的第二届SMA大会前夕，她向美儿中心建议，除了医学交流，在会议上可以有一些鼓励病友，让病友展示才华的节目，体现出病友是有力量、有目标、被别人爱也去关爱别人的一群人，大家团结一致地向前走才能走的更远。美儿中心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于是在第二届大会现场，宋昉与病友波波共同朗诵了同为SMA病友的包珍妮创作的诗歌《种子的独白》。从此以后每一届大会上都会有病友才艺展示的环节。2022年宋昉和小病友苏恒译远程分别录制了《将进酒》的诗朗诵。当医生与患者的声音重叠在一起，发出了温暖而有力的共振。

宋昉在美儿SMA关爱中心成立后，更是持久地与SMA社群分享着基因遗传方面的前沿医疗信息。从第一届SMA大会的“SMA分子基础和自然史”，到后续的“脊髓性肌萎缩症基因检测的临床需求和发展”，“脊髓性肌萎缩症的亚分型及对1型患者的意义”，“SMA基因诊断的临床实践与疑难病例分享”，“三代测序促进SMA机制研究和诊断效能”……每一年她都为大家带来SMA诊疗方面新的思路，新的进展。她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参加过每一届中国SMA大会，并做了报告和分享的专家。

在大会之外，多年来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宋昉进行过无数关于SMA的科普与答疑讲座。她认为，传授科学正确的信息，有利于帮助每个家庭面对困境，重建生活的信心，增强面对疾病的勇气。而让更多的人知晓、认识如SMA这样的罕见病，对于推动社会层面的筛查普及，降低患病率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2000年的基因定性检测开始，基因检测技术经过十余年的长足发展，SMA的诊断也不断产生新的突破。2017年起，高通量测序分析（WES）通过技术和算法的改进，可以有效地明确SMN1纯合缺失型患者和杂合缺失的携带者，大大缩短了诊断和检测周期。不过，截止当时，SMN1杂合缺失伴点突变的患者还需要经历多步实验，才能获得精准诊断。因为SMN1和SMN2高度同源，高通量测序技术尚不能有效靶向检测大部分SMN1点突变。

2016年底，全球第一款SMA疾病修正治疗药物“诺西那生”获FDA批准在美国上市，2019年进入中国市场。SMA疾病治疗取得重大突破，也让疾病的精准诊断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而精准的前提是规范。在长年的基因诊断工作中，宋昉深刻地感受到，在细节认知上存在差异，往往会对诊断结果造成根本性的影响。首儿所一直秉承用科研工作的严谨思路做临床诊断，建立了自己的诊断规范。宋昉希望，尽自己所能，同全国同行一道，共同努力，将全国范围内SMA的错诊、漏诊降到最低。

因此，宋昉联合北京协和医学院黄尚志教授邀请了全国遗传学、神经科、儿科、妇幼、产科和生殖等多领域的专家，共同研讨并牵头撰写我国首个《脊髓性肌萎缩症遗传学诊断专家共识》。

共识的制定是严谨而审慎的。在研讨过程中，来自不同临床和实验室的真实案例不断被提出讨论。例如，共识明确，基因分析要采用统一的参考序列进行比对，以确保全国诊断结果的标准一致；也曾反复论证“SMN2纯合缺失会不会导致SMA”等可能影响诊断结论的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那些在临床中遇到的，因诊断不明确而四处碰壁的患者家庭，他们的故事和诉求，是共识背后最直接的推动力。共识的每一条推荐，都旨在让每一个临床上疑似SMA的患者，能得到尽可能快速、准确的诊断。

《脊髓性肌萎缩症遗传学诊断专家共识》最终在2020年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它明确建议，对于SMA的基因诊断，应优先采用MLPA等拷贝数分析技术，快速诊断出95%的常见突变型患者；对于SMN1杂合缺失但临床疑似SMA的患者，必须进一步采用如长片段PCR结合巢式PCR等更精准靶向SMN1的测序技术，明确发生在SMN1基因的点突变，直至做出明确诊断。拷贝数分析未见SMN1缺失的患者建议进行二代测序，来确诊与SMA表型相似的其它罕见病。

“撰写这个共识的初衷应该获得了期望的结果”宋昉认为。共识的推广，极大地统一了全国实验室的诊断标准和临床认知，使SMA检测流程更加标准化。它让医生们意识到，当临床高度怀疑而常规基因检测为阴性时，绝不能轻易放弃，必须考虑到那5%的可能性，并按照共识推荐的路径进行更深入的检测。这不仅仅是技术流程，而是一种理念的更新：在追求精准医学的路上，必须关注每一个边缘化的少数。让所有患者在治疗时代都能获得早期诊断和治疗！

这一系列的工作，都为SMA诊疗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始于2016年的SMA患者数据登记的国家项目，也引发了深远的回响。那些来自真实世界的数据，沉淀着中国SMA患者真实的生存状况、疾病进程与医疗需求。当国家有关部门对诺西那生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评估其纳入医保目录的可行性时，宋昉团队基于这个数据库所产生的流行病学与疾病负担数据，成为了关键的依据之一。

2021年底，当诺西那生经过“灵魂谈判”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消息传来时，整个SMA社群沸腾了。宋昉心中也涌起一股暖流。她仿佛看到了，从最初那个求助电话催生的基因诊断，到多年不懈完善诊断技术、制定全国共识，再到与患者组织携手积累的宝贵数据……所有这些看似分散的点，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了一个改变万千家庭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她个人的工作和努力，只是这条漫长链条中的一环，但能参与其中，并看到它最终照亮现实，这份成就感，超越了任何论文或奖项。

宋昉与诸多医学同道们的付出与努力，落到患者身上，帮助是切实而具体的。除了宏观上极大提升确诊率，缩短确诊时间，推动药物可及性之外，复杂疑难病例的诊断，在帮助一个个具体家庭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业界对SMA基因情况复杂性的认知。

2022年11月美儿和首儿所联合发起了“SMA复合杂合突变患者精准诊断援助项目”，该项目中共有18例疑难病例进行了基因复检，这些患者此前曾使用MLPA、WES、WGS、线粒体测序等多项技术进行检测。经复核基因检测报告，这18例中仅有4例（22%）可以确认为SMN1的致病性突变，诊断为缺失加点突变的复合杂合型SMA。

剩余14例为尚无法确认是否患有SMA的疑似患者，宋昉团队使用长片段PCR结合巢式PCR测序或RT-PCR结合克隆测序，以及三代测序分析，确认剩余的14例中的2例为杂合缺失伴有结构变异、1例为双点突变、11例为SMN1杂合缺失伴点突变患者。至此，参加该援助项目的所有患儿均获得精准诊断。确诊率跃升为100%。

在宋昉多年经手的上千病例当中，近年的两例病例她印象极为深刻。

一个是历经四年在多家医院就诊的患者，所有医院均临床诊断为2型SMA，使用的多项基因检测技术结论均显示仅为SMN1杂合缺失，患儿一直在苦苦等待确诊以便能早日使用药物治疗。经过宋昉团队层层分析和多项技术验证，最终经三代测序证实这是一名杂合缺失伴随结构变异的SMA患儿。也是我国首例报道的SMN1结构变异的病例。诊断明确后，该患儿得到及时治疗，运动里程碑从支撑坐立，到独站。运动功能评分也得到提升。

另一个是被误诊为SMA的杆状体肌病的病例。患儿在新生儿期起病，生后出现喉喘鸣、呛咳、呼吸功能障碍以及肌张力低下等与SMA相似的表现。就诊多家医院，其SMN基因检查提示SMN1基因外显子7纯合缺失或杂合缺失，均考虑诊断或疑诊为“SMA”。该患儿加入首儿所SMA队列后，宋昉发现了不寻常之处：这个患儿的疾病进程与SMA的自然史完全相悖。他新生儿期起病，1岁能竖头，1岁半能独坐，4岁竟可以独自行走，到了6岁依然没有丧失行走能力。高度的专业敏感让宋昉意识到，这很可能不是SMA。经与首儿所神经科彭晓音主任合作，进行完整神经科体检和肌肉活检等辅助检查，同时进一步完善全外显子组测序和突变功能验证，真相大白！孩子患的是一种名为“杆状体肌病”的罕见病，她仅仅只是SMN1杂合缺失的携带者，并非SMA患者。这一至关重要的修正意味着，这个孩子并不适用诺西那生等SMA药物治疗，家庭避免了无效甚至可能不利的治疗，同时也为这个家庭正在决定的下一胎妊娠的选择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准确的产前诊断指导。

“精准诊断，有时是为了确诊，有时是为了排除。”无论是确认还是否定，其核心都是“精准”二字。精准，是对生命最大的负责。它让该治疗的孩子得到及时救治，也让被误诊的孩子回归正确的轨道。这种“确定性”，是宋昉给予深陷迷茫的家庭最珍贵的东西。

从严谨的科学理念出发，对确定性的追求，让宋昉始终前行。2023年12月，宋昉团队在《Clinica Chimica Acta》杂志发表了题为“A High-fidelity Long-read sequencing-based Approach Enables Accurate and Effective Genetic Diagnosis of Spinal Muscular Atrophy”的研究论文。该项研究在团队十余年积累的SMA基因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和改进了三代单分子实时测序技术（LRS），使得SMA疾病的遗传检测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亚洲人群中的SMA携带率大约在1/48，传统的携带者筛查仅能排除大约90%的携带者。约有4%的2+0携带者，尽管拥有两个SMN1拷贝，但这两个拷贝却在同一条染色体上，使得下一代仍然可能遗传另一条缺失SMN1基因的染色体。还有约5%的1+1d携带者，一个SMN1基因功能完好，另外一个SMN1基因存在微小变异而功能异常，他们同样可能孕育出患有SMA的后代。这两个特殊类型的携带者在以往的基因筛查当中，往往难以发现，带来了可能的风险。而升级版LRS，可同步分析SMN1和SMN2拷贝数、基因序列和结构变异，还可以对SMN1 1+1d和2+0进行全面的携带者筛查。LRS使SMA的基因诊断从分步的位点检测提升到一步的全基因检测，是一种更全面和准确的诊断方法。使SMA基因检测在速度和质量上得到提升。

2024年，LRS进入临床应用。这对进一步完善SMA患者诊断、新生儿筛查和携带者筛查，都大有裨益。

在工作中，宋昉是一个严谨而理性的研究者。但在与患者的接触中，她又是充满感性的普通人。在她45年的职业生涯中，面对SMA这样曾经“无药可医”的罕见病，无力感是她的常态。“每名罕见病患儿和他们的家庭都特别让人同情和担忧，”宋昉说，“我经常会有无力感。毕竟一个人的力量太小，提供的帮助太有限了。”

宋昉见过太多的罕见病家庭。有一些家长，在得知确诊结果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无力地倒下，可能会失声痛哭；他们可能经常打电话不断地询问，也可能在焦虑的漩涡里无法自拔。每每想起这样的画面，宋昉禁不住眼眶湿润。有一些家庭，由于所患疾病的遗传性和家族特征，家中不止一名患者，给家庭带来尤为沉重的经济负担。治不治？给谁治？都是难以抉择的灵魂拷问……除了痛苦，他们还面临着太多的两难境地。宋昉作为医生，只能在尊重病患及家庭的前提下，从医学的角度给予安慰和帮助。

但她语气里又有另外一种坚定：“尽管我常常感到无力，但我从不觉得有挫败感，因为医生必须冷静，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做。”诊断不清的病例等待分析，已确诊的家庭需要咨询，与病友的交流早已超越了疾病本身……她的日程表总是满的。这份忙碌，是对无力感最好的对抗，也是她将大爱化为具体行动的方式。

谈及未来，宋昉的思路依然清晰而务实。

在诊断领域，她认为未来高通量检测是必然趋势。“我们一直在完善单个病种的精准诊断，以及症状不典型病例的鉴别诊断。技术的发展常常超越医学的发展，及时调整诊断策略，发展和应用适宜检测技术，更快、更准、更高效是基因检测的目的。在未来的高通量检测中，如果能纳入像SMA这类具有同源基因的遗传病，在精准诊断目标疾病的同时，还能排除表型相似临床易于混淆的其它遗传病，这是值得期待的发展方向。”她期待未来不仅能诊断已发病的SMA，还能在三级预防筛查中，提前发现它。做到早诊断早治疗。

“相比许多罕见病，SMA是幸运的。从2022年SMA治疗药物纳入医保目录起，我国的SMA已经从危及生命的罕见病变为有药可医的慢性病。这是我们国家为每位患者争取的最大的福利。其实，每名SMA患者都具有坚强自立、聪明勇敢的性格。SMA和其他罕见病患者一样，你们生而不凡，努力生活、热爱人生。每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的使命，当大家享受国家和医保带给的福利时，当SMA变为慢性病时，我相信大家在保障自身健康的前提下，一定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一定会更爱自己的父母和家人，也一定会力所能及地回报社会和国家。”这是宋昉对SMA病友们的评价和期望，“有爱才有为！相信自己吧，你们不是弱者！”

这不仅仅是鼓励，更是一种平等相待的期许。她将患者视为朋友，视为同样拥有巨大潜能的、完整的“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则是宋昉对所有SMA相关者的寄语，也是对她自己45年医学科研生涯最贴切的注脚。

从1981年踏入医学遗传学这片领域，到2000年因一个电话锚定SMA的方向，再到2020年牵头制定专家共识，直至今天推动三代测序的临床应用，她的求索之路，始终与千万个家庭的命运并行。她见证了SMA从无法诊断，到艰难诊断，再到快速精准诊断；从无药可医，到有药可治，再到药入医保。在这条不断上升的曲线中，她是坚定的科学家，是温暖的医者，是与患者同行的伙伴。

时至今日，她依然在“求索”的路上。而她与同行们从诊断技术，到数据整合，再到标准规范等各方面的持续努力，正转化为一份份确切的诊断报告，为无数家庭带来明确的答案和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

采访：林子

撰文：林子

图片：宋昉

校审：马斌、波波

视觉：小旭(志愿者) 、若冰、波波